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徐晓

摘要：研究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探究其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联系与价值耦合，从文化认同、内外联动、可持续发展等维度，观照并揭示益阳乡村文化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构建“认同—参与—可持续”的益阳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模型，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探索文化从“送下乡”到“种在乡”，再到“生于乡”，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

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丰富的理论源泉；新内生发展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逻辑、价值导向、实践指导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与价值耦合性，深刻理解这种内在联系与价值耦合对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益阳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诉求的特殊耦合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内在联系与价值耦合

（一）理论逻辑：“根”与“魂”的契合

在推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其中“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精神凝聚力、筑牢强国建设、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根脉，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文脉，就一定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根魂脉，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两者的内在联系是“根”与“魂”的契合，两者的结合亦是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要求文化建设不能以“过度依赖外部资源或因素、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等外源式发展状态存在，也不能粗暴地回归传统，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的内部动力与外部资源有机结合的理念高度契合。

（二）价值导向：“形”与“魂”的统一

从价值导向看，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文化赋能对于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所明确的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立场与文明基础。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内生发展并不是独立或隔离于外部世界而存在，而是要抓住地方发展机遇的同时，不断从外部获取资源，维护本地文化观世界观，强化文化主体性^[1]。将视野转向乡村场域，乡村新内生发展则强调本土内生潜力、社会资本、地方居民参与以及内外部系统的相互融合，通过激发内生活力，使乡村本土居民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真正受益者，最终实现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统一。

（三）实践路径：“内生”与“外源”的突破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等重要论述为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指导。其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等，与新内生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属性及其所强调的内外部市场的充分利用、人民的主体基础性等有着紧密联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乡村文化发展更加注重内外部资源的整合，通过激发乡村内部活力，借助社会力量，重塑乡村文化发展结构，突破乡村外源或内生单向度的发展困境^[2]，培育乡村内部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实现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益阳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现实挑战

（一）文化主体性困境：文化内涵挖掘与特色彰显不足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脉系，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环节，近几年，益阳在推动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人才等优势，为益阳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尤其是清溪村利用《山乡巨变》文学IP,为同类乡村提供了可复制的系统性框架和乡村文化经济发展的实践范例^[3]。但将视角转向益阳其他乡村或地区，乡村文学资源优势并未凸显，问题症结主要在其文化内涵挖掘与特色彰显不足等方面。目前不少乡村文化展示仍停留在“农耕工具+老照片”的简单陈列模式，民俗产业也陷入“千村一面”困局，未能将益阳地域文化特色，如茶文化、小郁竹艺、明清古巷等与现代审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结合，本土文化认同不足，亦难形成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差异化IP。同时，益阳丰富的非遗等传统文化资源在转化过程中与产业联动不足。虽说近些年益阳已逐渐向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渗入，如在明清古巷看演出、品美食、赏美景，数位本土名家名角带来益阳弹词、花鼓戏等节目，但多停留在体验与观光层面，缺少深度互动，热度亦是稍纵即逝，若乡村本土文化与农业、手工业等产业未能深度融合，在消费场景上很难创新，极易造成“文化盆景化”现象，文化资源与产业动能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转化介质。

（二）人民主体性困局：乡村文化认同与居民参与不够

在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冲击下，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引发了较强的文化自卑与文化焦虑，乡村居民对本土乡村文化的价值认同被消解^[4]，我国乡村文化认同逐渐式微。尤其是互联网等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城市文化逐渐渗入乡村的各个角落，尤其吸引了广大农村青年，乡村发展逐渐失去人才支撑。文化认同是新内生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尤其需要兼具文化素养、商业头脑和现代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乡村本地人才的外流、人口结构老龄化等成其发展的突出短板。益阳虽拥有花鼓戏、弹词、小郁竹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这类文化艺术的传承人早已出现断层，当代青年群体文化记忆流失严重，部分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等正面临“人亡技失”的风险，不仅会影响特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动摇相关产业的根基，也会弱化乡村社会的文化纽带和认同感。

同时，本地居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当前虚实交融的传播生态在某种程度上为乡村文化认同构建了多维路径，但从现实来看，虽说清溪村等地的实践很大程度提高了村民主体意识，但涉及文化建设或项目的相关决策、运用与利益分配上，参与者多来自市场外部，这一方面在于项目的决策、技术的运用等本身具有的高价值属性、复杂性让一部分未能接受高等教育或数字素养培育的村民被排斥在外，在参与过程中形成较强的壁垒，导致一部分具有强烈文化认同、想要参与的村民有心无力，甚至开始抵触和畏惧新型技术，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也无法共享相应的使用权利。因此如何使村民实现“旁观者”至“主导者”的转变，激发他们深度参与与主体性意识，人需要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以此获得持久的内生动力。

（三）可持续发展内在矛盾：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动力不足

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推动意义，但乡村文化建设存在资源分布不均、基础设施滞后、同质化严重、专业人才缺失等问题，这些都可能导致资源倾斜到部分重点项目，对于偏远地区缺少开发和投入，部分基础设施设备维护不当，更加影响当地的整体形象，失去吸引力，亦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同时，多数乡村文化项目尤其是旅游景点的开发与设计在内容和形式上容易与其他同类地区雷同，游客在文化体验上很难有新的感受，也会影响本地的可持续发展。

益阳现有江南镇黄花溪村等3个历史文化名村、安化县马路镇马路溪村等15个传统村落，全市已有2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名，另有多项省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目前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文化项目建设过程中，极易出现“重建设、轻运营”现象，一些文化设施，如部分乡村博物馆，在初期建设后，因后续运营资金、专业人才短缺，导致展陈更新停滞，管理维护不力，难以形成持续吸引力，甚至出现“有建无管”“门可罗雀”的窘境，与头部博物馆“一票难求”形成鲜明对比。

此类问题既是乡村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受制的结果，亦是发展不持久的原因，而推动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挖掘，另一方面在于机制体制的创新。乡村文化项目的持续发展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和合理的利益联结分配机制，即内外结合的问题，目前，许多项目可能过度依赖初期政策扶持和外部投入，缺乏稳定的自我“造血”能力，因此，如何通过内部机制的完善和内外部资源的联结确保村民能够共享收益，激发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摆脱营运和价值沉默之困境，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是亟需顶层设计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的益阳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实践路径探析

回归问题本身，益阳乡村文化建设应找到其根茎与魂脉，追求“形”与“魂”的统一，突破内生与外源的二元论。研究通过对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提炼和转译，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探求益阳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着力点，为益阳十五五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延伸方向。

（一）基于文化认同：“文艺创作+社会文化”动态链接

新内生发展理论注重本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居民参与，文化认同是新内生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意味着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要求本地居民在广泛参与中促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着力赓续中华文脉。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益阳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需要构建“文艺创作+社会文化”的动态链接，通过文艺创作活化乡村文化资源，通过社会文化培育增强文化认同，形成创作与认同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1.文艺创作活化乡村文化资源

益阳可在花鼓戏振兴、舞台艺术精品等工程基础上，丰富文艺创作形式，实施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乡村，深耕乡村文化，创作一批反应益阳乡村变迁、居民生活的优秀时代作品；在戏曲戏剧等方面，要积极创造创作平台，建立作曲家与村民之间的艺术链接，鼓励创作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新剧目，使传统艺术形式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同时，注重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转化，加强对小郁竹艺、梅山剪纸、益阳茯砖茶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通过故事包装、现代设计等手段解锁非遗传承新方式，让非遗“老手艺”落地成为具有益阳特色的消费新宠，开发具有文化内涵和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同时，除了可在文艺创作内容上下功夫，亦可创新创作与传播手段、载体。充分借用数字技术，实现乡村文化、社会文化数字化呈现，例如开发益阳方言文化App，收录并传播益阳方言民间故事，激活乡民“忆往昔”内在热情，鼓励文艺工作者基于田野素材，用传统或新媒体手段进行文艺创作，如组织"乡村影像计划"，培训村民用手机记录乡村生活，创作反映真实乡村的影像作品，增强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

2.社会文化培育增强文化认同

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广大基层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包含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群体的各类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乡村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人民群众文化认同，社会文化的培育是基础。益阳可通过多种途径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一是可立足各地区的乡村文化特色，围绕文学、文艺、文博、文创，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清溪村等基础较好的村庄，进一步提升文化设施品质，打造特色文化空间；在基础较弱的村庄，重点补齐设施短板，保障基本文化权益。同时，聚焦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性，激发服务内生动力。在“订单式”文化服务模式探索实践进程中，重点关注服务绩效，对群众需求进行深度调研，打通惠民末梢，疏通服务堵点，创新群众参与机制。依托“益阳花鼓大戏台·演艺惠民”等活动或舞台，鼓励村民自创，有效激发文化内生动力，提高精准化文化产品。二是在特色节日节点，开展文化活动或节庆庆典。如围绕《山乡巨变》，举办乡村主体文学节、聚焦农耕文化，举办具有益阳特色的“丰收节”，以该类文化活动为载体，增强村民文化认同和凝聚力。特别是在传统节日期间，组织开展舞龙舞狮、地花鼓表演等民俗活动，让村民在参与中感受乡村传统文化魅力。

（二）基于内外联动：“技术赋能+资源转化”双轮驱动

新内生发展理论尤其强调内外市场的联动与充分利用，即乡村建设中常提到的“内外问题”，其核心仍旧与乡村经济紧密联系，主要解决乡村文化产品等资源转变为商品等消费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要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既强调了内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转化，也注重外部力量的技术赋能。

1.数字技术赋能

乡村文化数字化与乡村生活的融合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既可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数字化，将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等用数字形式保存和传播，也可作为教育传播新阵地，通过数字包装提高乡村文化趣味性，吸引更多年轻群体，触发本地居民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益阳可利用目前已建设的数字馆藏资源、非遗数字化记录等，进一步传播乡村文化，创新数字化赋能手段，为小郁竹艺、安化黑茶等建立“益阳乡村文化基因库”，为文化传播、展示与教育提供线上资源支撑。同时，可通过小程序开发，搭建和完善乡村文化一站式服务平台，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数字传播模式，制造“文学清溪”“非遗益阳”等热门话题，打造益阳乡村文化传播新矩阵，扩大益阳乡村文化影响力，带动文化消费和旅游收入。

2.乡村文化资源转化

乡村文化资源转化即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现实来说就是推动益阳文化资源变现，向资本转变，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一是打造差异化的文化IP，深化文旅融合。益阳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各地资源各具特色，清溪村可围绕文学IP继续深耕，除了打造更多文学体验项目和景区，吸引更多游客外，亦可围绕文学人才培养、文化原创能力提升、文艺民主氛围营造等方面下功夫，支持艺术家、专家学者扎根本土生活，催生更多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南县可因地制宜，找准文旅与农业契合点，进一步挖掘农耕文化，通过特色田园体验项目，打造现代“稻香文化”；安化县则可抓住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借鉴其他地区茶产区的成功经验，建设生态观光茶园、茶文化创意空间、茶旅融合综合体等模式，推动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益阳明清古镇、茶马古道、周立波故居等地都独具文化标识，但要避免在开发和打造过程中的同质化和观光式体验，构建“一村一品，一乡一特”的益阳文化名片。二是文创产品的开发与文化产业链的延伸。益阳除了拥有小郁竹艺等大量独具特色文化资源，亦拥有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多所高校资源，可利用高校人才资源和非遗专业、大师，建立“现代设计师+传承人+村民”的合作模式，将传统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开发兼具文化内涵和实用性的文创产品。打破当下设计单一、难以流入市场等困局，同时可跨界合作，借鉴“霸王茶姬”等品牌文旅融合模式，提升本地文化资源附加值。三是立足本土资源，拓展文旅新业态。开发创意农业、文化体验、教育研学等新业态，开发黑茶、竹艺等手工艺参与式活动，发展“文化+教育”产业，开设乡村文学创作营、非遗传承夏令营等研学产品。这些新业态不仅能丰富文化价值实现形式，还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形成良性循环。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从主体性认同和价值导向来看，新内生发展注重本地社区的发展主体性和地方能力的持久提升，这与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群体包容、永续发展在理论上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重要文章中强调，要“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历史文化的多元性、连续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体现我国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和与生俱来的创新转化能力。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益阳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静态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动态的文化发展优势，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内生发展机制。

1.文化资源的系统化整合与价值重塑

益阳拥有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建筑、文学传统和民俗文化等。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系统化整合与价值重塑。一是开展文化资源普查与价值评估。益阳目前已拥有包括茯砖茶制作技艺、明油纸伞、洞庭木雕等在内的43项省级以上非遗项目，其中95%为乡村题材，若不对其进行分类管理，极易导致文化项目记忆混乱、定量指标缺乏导致不科学等问题，可从历史文化资源普查认定、管理制度构建、规划编制、保护利用工作成效、融入城乡建设五大维度^[6]出发，对文化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数字化档案库，绘制益阳文化资源地图，构建价值评估体系。尤其对清溪村文学资源、明清古巷建筑文化、安化黑茶文化等特色资源进行重点挖掘，为后续开发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构建文化资源转化利用模式。益阳特色地域文化蕴含着“益民惠民”的脉络与传承，益阳要根据本地文化资源特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性，聚焦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遵循市场发展变化趋势，探索多样的文化资源转化模式。例如对于茯砖茶制作技艺、小郁竹艺等，可推行“非遗+产业”的发展模式，创新设计有内涵的文化产品；针对明清古巷等历史文化建筑群，可利用其资源展示属性，进一步探索“文化+旅行”模式，深度挖掘独特且难以复制的文化资产和视觉标识；对于文学艺术资源，如清溪村周立波文学，可创新"文化+教育"模式，开发文学研学产品，通过多元化利用模式，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2.政策支持与长效机制建设

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动，而是需要长期坚持和深入推动的系统工程，因此文化资源优势转化离不开有效的政策支持和长效机制保障。从创新政策扶持机制、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到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均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具体表现。益阳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乡村文化建设项目具体进程、群众需求，以此适应乡村文化发展的动态发展^[7]；在投入机制方面，积极争取国家、省级资金支持的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文化领域的具体决策，撬动更多资本参与；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亦需要各类人才提供智力支持、技能支持，可组织专业培训、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提升乡村文化人才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搭建内生式人才梯队，激发文化传承创新的内生动力。同时，吸引各类人才，多渠道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文化社会培训机构的联系，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四、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规律，提出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等重要论述，形成了扎实、严谨的理论逻辑。新内生发展理论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逻辑、价值导向、实践路径等方面高度契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聚焦益阳乡村文化建设相关问题，构建“认同—参与—可持续”的益阳乡村文化新内生发展模型，不仅延伸新内生发展运用边界，还为益阳各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转化提供了新的密钥和启示，进一步推进文化从“送下乡”到“种在乡”，再到“生于乡”。

（本文系2025年“山乡有理”理论征文特等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