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桃江县委党校 让楚仕

【摘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第二个结合”是深化中华文明规律性发展认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和根本路径。“三个之问”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运用“三维两轴”分析法，立场、观点和方法三个维度回答了为什么能够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认识论（知行观）发展的思想主轴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主轴回答了怎样结合。谱写新时代结合文章：一是要立足中国实际，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内涵，贯彻实践观、辨证观和发展观；二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双创”性引领，不断开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新路径，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具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坚实的文化根基。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主体性；湖湘文化；船山思想；知行观（认识论）。

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实现文化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必然和根本路径。

一、“三个之问”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答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之问”。

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两个结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①，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表明我们党从战略全局做好“第二个结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担负重要的政治责任，承担新时代文化新使命。挖掘和解析积淀厚重的中华思想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通贯通，建设我国精神文明新成果。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中国人民的战斗力和价值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答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之问”。

1.从中华文化主体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儒释道”，作为一门入世哲学，倡导经世致用、天下为公、家国一体，重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现事世功和实践理性，坚持守正创新，兼容并蓄，具有开放、包容、进步的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讲信修睦等是中国人宇宙观、天人观的具体表现。推进“第二个结合”，延续中华民族的根脉和魂脉，筑牢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同时，实施民族文化“走出去”战略，尊重人类文明多元化基本特征和历史传统，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从世界百年变局看。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开启了革命性变革，传统文化解体和近代新文化重构。191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百年文化变革，通过马克思主义解码-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文化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全球化、同质化，建立文化霸权主义，“第二个结合”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确保中华民族文化同质性和认同感，展现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文化担当。

（三）答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人民之问”。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逻辑链条的根本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中国人民长期的自然和社会实践，塑造了中国人的语言思维和实践方式，凝聚了中国人深层次的精神标识和追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和传播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面对当今“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第二个结合”更加彰显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真正实践创造者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坚定了我们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人民性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答好新时代“三谁”考题，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

二、“三个维度”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结合

（一）从立场维度看，人民立场是根本立场。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从《盘庚》的“重民”，到《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孔子的“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则没”，到魏征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从《淮南子》的“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到胡林翼的“以百姓之心做官”，民本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核心思想。西汉贾谊总结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比较系统的民本思想，构建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目标论有机统一的民本主义实践逻辑，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产生深远影响。17世纪，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直接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民为主，君为客”的新民主思想。

2.民本思想的社会治理实践转化。一是中华传统文化是传统政治伦理的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传统政治伦理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其它学派为补充。传统政治伦理作为实践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转化为多维度社会治理的具体方案；二是民本思想是传统政治伦理的核心要义。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忠孝”构建了完整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仁”是思想核心和道德最高原则。“三纲八目”作为传统教育核心理念，将内修和外治相结合，肯定了人的社会属性，提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横渠四句”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天人之道、伦理价值、文化使命和社会构想系统性的构建。

3.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的人民性。一是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性首先表现在理论的彻底性，人民性贯穿马克思主义全过程，体现在哲学理论的根本性、实践方法的人民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构想方面；二是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传统民本思想局限于封建伦理范畴，具有历史和制度局限，中国共产党区分精华和糟粕，摒弃封建残余，提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民主思想。全面确立人民主体地位，社会民生为本，经济发展为民，政治主权在民。

（二）从观点维度来看，唯物主义是根本观点。

1.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是辩证法和唯物论的高度统一，同《易经》的“阴阳学说”具有契合性。《易经》对中华文明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的“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北宋理学“太极阴阳观”、“动静观”和“一物两体”学说都发展了辩证法思想。佛教丰富精细的辩证法思想，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通过中国化发展，极大的繁荣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伦理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王船山返本开新，创建了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物质观、动静观、矛盾观、历史观和发展观上提出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2.关于事物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观点。古代“理气一元”、“理一分殊”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②等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深刻洞察，这些思想对于处理现代世界文化冲突、社会治理和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研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引用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观点。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应从我国工业现状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规划”。

3.关于从实际出发“善者因之”观点。“善因论”观点是古代经济活动、社会治理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思想，提出要根据事物内在的因，善于因时而动，因势而行，因民而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古代天人关系和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在农业领域，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因时而动、使民以时。西汉《天文训》根据历法和气候规律，实践形成了系统的二十四节气，对于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齐俗训》和《主术训》中还提出了“随自然之性”，“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各因其宜”的观点。

（三）从方法维度看，实事求是是根本方法。

在思想发展史上，实事求是思想发展主要历经先秦儒学经典、汉代推明治学、宋明义理转化、清代实践诠释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个阶段。在实践向度上，实事求是思想划分为道德实践准则和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论。

1.“实事求是”的事理哲学和求真务实之义。

一是道德实践准则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儒学作为一门经世学问，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观念坚持客观实践性导向。先秦时期，《论语》和《荀子》等记载了大量关于躬身、践行、笃行、力行、明辨、审问等思想观点，体现了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道德实践准则；二是文化渊源和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一词正式出现，源于西汉河间献王搜集古书的根本原则，考证古书坚持“求真是，留其正本”，所得书与汉朝等。后世学者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③作为普遍的治学原则和学术标准；三是实事求是的事理哲学。进入两宋时期，随着宋明理学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以“理学”思维总体框架理解实事求是，注重“实事”与“是”的区分和辩证关系，推动了实事求是的发展，格物穷理与实事求是贯通，实事求是向实践诠释发展。

2.“实事求是”的知行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化。

一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诠释。清代前期，主流学术界批判明朝空淡之学，以推明古训考据学为主，实事求是停留于溯源文献考籍古典探讨原本之义。相较吴皖考据学风，湖湘地区笃守乡风，坚守岳麓书院倡导的船山精神，重视致用实学和社会实绩，实事求是大量应用于经世之事。“实事求是”与“知行合一”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论的双翼，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强劲风潮，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

二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古代实事求是思想内涵务实精神、知行实践、道德准则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基因，为实事求是思想创造了文化环境和基本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和哲学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结合，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实践，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实事求是”思想。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理论的科学彻底性、实践人民性和自我革命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三、“两条主轴”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结合

根据认识与实践的基本关系，探寻“第二个结合”的发展历程，要从思想和实践两条主轴展开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坚实的文化根基，“第一个结合”^④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实践环境，两个结合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认识论（知行观）的命题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思想主轴。

认识论在中国古代称作知行观，《论语》主要记载了关于传统认知观的探讨，儒家坚持客观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认知观”，“格物致知”（西汉戴圣《礼记·大学》）是关于知行关系的最早命题。北宋时期创立的湖湘文化坚持返本开新，吸收先秦儒家知行观的思想精华，推动传统知行观向“理学-心学-实学-近代转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阶段发展。

1.湖湘文化“理学”渊源返本开新传承中华文化“正脉”。

一是融合三种文化，解决了困扰中华文明发展的千年困局。

北宋周敦颐以汉唐儒家经学为文化根基，打破三教壁垒，开创了宋明理学，解决了宇宙观、人生观、天道和人道的问题。在宇宙观上，以“无极”为本原创建了宇宙发生论。《太极图说》系统和详细的描述了宇宙发生过程，创建了从太极（无极）、阴阳、五行、人物化生到圣人“立人极”的宇宙论哲学体系，确立中正仁义四维圣人之道的宇宙论基础。在天人观上，为经典文本阐释构建了宇宙论哲学根基。《通书》将自然规律和传统伦理道德实践贯通，创建以“诚”为核心的天人之道的道学体系，确立了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哲学根基，成为宋明理学修身的哲学依据。在思想史上，理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重要主线。宋明理学融合佛学心性论、道学宇宙论等思想精华，提出“理”、“气”、“心”和“性”等概念，儒学向哲学化、思辩化和世俗化发展。重建了传统社会伦理规范，促进普世价值观向民间渗透，重塑了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人文社会价值信仰。

二是开启理学之光，对传统知行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以“性即理”为根基，确立客观唯心主义知行观。程朱理将“理”定义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人性本原，人的本性源于天理。在“知”和“行”关系上，认为知在前，行在后，主张先知而后行。要真正认识内在的天理（性），实现真知，必须向外穷理，穷尽具体事物之理。构建了以“天理”为基础的唯心主义知行观，传统知行观向义理方向发展。程朱理学维护了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推动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和礼教文化进一步下沉至基层社会治理和普通民众实践，对后世1000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和群众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心即理”为根基，确立主观唯心主义知行观。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形而上学的知行观，继承孟子的“心学”思想，主张心的本体论，“人人皆有圣贤之心，人人皆可成圣贤”。阳明心学核心思想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道德良知必须向内自省和向外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阳明心学打破了理学教条化僵局，孕育了人性和思想解放的光辉。杨昌济将心学总结为：“向外求理于物，向内求理于心”，反对学用脱节，强调躬行实践。心学思想对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16年，习近平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⑤。

2.湖湘船山文化“实学”特质推动认识论向实证发展转型。

17世纪后半期，社会剧烈变革，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思想家坚持问题和实践导向，提倡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实用主义，“格物致知”向实证化转型。王夫之以湖湘理学为文化根基，融汇吸收百家精萃，去伪存真，创立了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解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塑造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

一是在本体论上坚持物质第一。王船山坚持先秦儒学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实践性出发，在本体论上，坚持气一元论或者气本论，反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天理”本原。肯定了宋明理学太极即本体，主张张载“太虚即气”观点，认为宇宙万物“实有”，“气”和“诚”都是实有。在理气关系上，对老子“道本原”进行借鉴和扬弃，提出了“理在气中”和“理气一体”。由理气关系进行延伸，在道器论中提出了“道者器之道，道寓于器，无其器则无其道”^⑥，“器”就是现实世界的具体物质。王船山在道器观中提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彻底冲击了遵守“祖宗之法”的保守停滞思想，为近代中国倡导变法革新运动提供思想武器。

二是在认识论上坚持知行相资。王船山试图从哲学的知行观上扭转明末学术和政治虚空的学风作风，用以警醒当世。坚持先秦儒学从客观现实出发，唯物主义立场的知行观，主张力行。提出了“先行后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和“未尝离行以为知”^⑦，实践是“知”的来源和基础，离开实践无法获得真知，不存在脱离客观现实的“知”和超验真理。王船山的知行观内涵了注重实践，主张变革，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近代湖湘人才大力践行船山思想，将经济、义理、辞章、考据等学问改造扩展为联系实际之学，经世致用成近代中国重要学术思想，驱动近代中国变革图强。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本质属性，发展了王船山的知行关系，在《实践论》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社会实践，将社会实践划分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为党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入文化基因。

三是在主客体上提出能所关系。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认识论颠倒主客关系，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王船山在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通过借用佛教的能所观念，提出了“因所发能、能必副所”^⑧为原则的主客关系。“能”是主观的用，“所”是客观的境，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主观和客观两个概念。王船山的本体论、知行观和能所关系构成了具有唯物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推向顶峰。王船山的能所关系影响了湖湘文化，进而影响了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能所关系进一步阐发成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四是在精神观上圣贤豪杰贯通。王船山在知行关系基础上，为理学纠偏和心学纠错，批判宋明理学偏重“内圣”和明末士大夫空谈误国，提出修炼“圣贤品格”，成就“豪杰事功”。内圣和外王不可分割，二者统一于“实践”，构建了道德修养与经世济民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实践路径。王船山反对天理的决定性，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禁锢人性的思想，提出了“义利贯通”和“理欲合一”。在道德理性的指导下，成身与成性、道德与利益二者兼顾，王船山面对明末民族和社会危机，还提出了坚持民本主义、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王船山的“圣贤豪杰”精神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密码，为近代湖湘人才在转型应变的近代中国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实践主轴。

“第一个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华文化形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重大理论创新。1919年以来，“第二个结合”的历经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确立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中国文化变革和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和思想渊源。

1.在认识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党的纲领、性质和宗旨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思想、理论彼此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等贵贱和均贫富等普世价值，同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理论方法和制度构想具有契合性。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斗争文化思想，弘扬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后裔射日等斗争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坚持伟大斗争。共产党员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圣贤理想、民族特质和人本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民族担当和人文精神孕育了党的“初心和使命”，直接培育了早期共产党员的革命导向和内生动力。

2.在实践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精神谱系提供了文化沃土。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第一次结合”为党的精神谱系的产生创造了实践环境，马克思主义为党的精神谱系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精神谱系提供了文化土壤。党的精神谱系的理论逻辑、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政治高度、文化道德和价值内涵。党的精神谱系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的文化脊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文明成果。党的精神谱系承载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人民至上、弘扬爱国主义、坚持开拓创新、不畏艰难的核心理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属性、无产阶级人民属性、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属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属性。

3.在战略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略目标。

一是融入时代主题，紧扣实践与发展战略目标。1919年-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时期，毛泽东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精神，成功克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错误，挽救了中国革命。1949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自主”精神^⑨，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视产业的发展结构问题，避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1978年以来，坚持弘扬“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精神，顺应全球发展大势，提出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内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主义”化现象，一些党员理想信念缺失，丧失马克思主义信仰。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合一”^⑩的真精神，号召全体党员保持“言行一致，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同时，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在全党上下理性反腐，揪出干部队伍里的“两面人”，扭转不正之风。

二是担当文化使命，推进思想与理论创新实践。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村文化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和总结。通过苏区文化建设，批判了三纲五常等级观念、迷信思想和压制人性的礼教等封建糟粕，继承传统民本思想、斗争精神和哲学智慧。通过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和扬弃，构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生产力的先进文化，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民族科学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⑪的基本思想，科学概括和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历史经验，明确了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这一基本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深厚的道德和法治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2012年以来，围绕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在中国文化建设和历史经验上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文化自信”“两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等重大意识形态理论成果，表明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性进一步增强。

四、谱写新时代“第二个结合”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一）谱写新篇章，要立足中国实际，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科学内涵。

1.坚持面向现实，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社会性的本质属性，用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和船山思想“理气观”和“道器观”照亮现代困局，真正伦理之“道”和社会具体实践之“器”辩证统一。一是坚守“器”的根本，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防控虚拟经济脱实向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从技术、产品、供应链等抢占制高点，以产品真、数据实、服务诚培育企业实体根基，为适应市场发展和消费需求，推进战略、品牌和发展模式等创新。二是坚守“道”的边界，坚持科技以人为本，防止社会责任沦为口号。针对产品异化为敛财工具、算法碾压人文温度、数据侵蚀个体尊严等“道器割裂”和“离器言道”的现象，把握好科技、资本、技术、利润、规模之“器”和公平、正义、责任、诚信、普惠之“道”的基本关系。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总结，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伟力。

2.坚持古为今用，贯彻马克思主义辩证观。一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多元文化共存共荣。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文化必然是指导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科学体系，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反对封闭和保守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坐标参照，进行内容与形式的解构。同时，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优秀文化，满足多元化需求，推进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二是坚守中华文化的根和魂，抵制西化和虚无主义。“灭人之国，先去其史”^⑫。虚无主义者将近代遭受屈辱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共产主义不是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⑬，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看到传统文化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作用和意义，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不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守不住中华文化的根和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迷失方向。

3.坚持与时俱进，贯彻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各个历史时期，结合时代任务和实践要求，通过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实践改造，提出了具有民族气质、时代内涵、人民底色的主流价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纪念张思德时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抗战相持阶段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进入改革开放，提出的“小康社会”“八荣八耻”和“反腐倡廉”等。进入新时代，提出的“守正创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撸起袖子加油干”“党的初心和使命”等都是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民族化特质。

（二）谱写新篇章，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开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新路径。

1.深入研究和学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得住”。

从时间跨度来看，中华文明历经前文明时期、夏商周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明清实学等阶段。对每个阶段传统文化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思想精华进行深入阐发和挖掘，研究文化渊源、发展轨迹和历史走向，总结出文化意蕴、核心价值和独特内涵。从民族区域来看，我国还拥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和广袤区域的地域文化等，加强创新和应用，有助于我国增强文化软实力。

2.加强践行和应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下去”。

组织专业机构和专业团队，通过研究阐发、国民教育、文化传播、管理考核等方式统筹建设，构建优秀传统文化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育人、人文化成的作用，从研究者的书斋中和课堂上，进入到社会实践大舞台，内化到干部和群众日常，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实化于行、固化于制。加强科技创新，运用数字科技、全息影像、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发挥“乘数”效应，让文言文、文物和遗产都活起来，飞入寻常百姓，千家万户。

3.推进双创性引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科学原理推进“双创”的实践路径⑭，让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新义、改造形式、增补充实和规范完善。创造性转化是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通过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实践载体进行双重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指文化内核的传承、拓宽和外延，使价值理念、文化道德和人文精神符合现代化的观点和审美标准。

从文化内核、价值转化和实践路径三个维度，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意识形态、治国理政、新型国际关系等方面用好用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觉，发挥传统优秀文化道德教化和人文化成功能，提升文化软实力。坚持守正创新，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国经验和智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共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内核的新型国际关系。

（本文系2025年“山乡有理”理论征文特等奖作品）